2004年5月
摘 要：霍光是漢武帝托孤重臣之一，在他輔政期間發生了元鳳元年上官桀等人的政變事件，分析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對後世的影響，探討霍光在這一 事件前後的行為措施、功過是非，既可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又可從中引以為鑒。
西漢後元二年（-87年），在位五十四年的一代雄主漢武帝終於去世，太子劉弗陵即位為漢昭帝，年僅八歲。武帝遺詔以霍光為大將軍主政，與車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四人同輔少主。不久金日磾病故，霍光與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矛盾逐漸激化。元鳳元年(-80年)，上官桀及其子上官安、昭帝姐姐蓋長公主、桑弘羊、昭帝兄長燕王劉旦等人結成同盟，準備發動政變除掉霍光並廢掉昭帝。不料稻田使者燕倉的兒子其時在蓋長公主家任職，在聞知了上官桀等人的政變計畫後，燕倉向霍光告發。霍光借助外朝力量，一舉粉碎了上官桀等人的政變企圖。參與政變者皆被滅族處死。事後霍光“威震天下”，趁勢強化了個人專權，對西漢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為了探究這一事件之前因後果，本文所涉時間跨度從武帝征和二年（-91年）衛太子亂到宣帝地節二年（-68年）霍光去世前夕。而著重分析昭帝在位期間即始元元年（-86年）至元平元年（-74年）之間史實。
一、元鳳政變之歷史背景
征和二年（-91年）的衛太子亂、征和三年（-90年）的李廣利兵敗匈奴，使步入暮年的武帝在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擊。衛太子死後，武帝悲慚交加，思緒鬱結。李廣利七萬人全軍覆沒，自漢與匈奴交戰以來，還未曾有過如此慘敗。此兩者都是西漢自開國以來的駭世奇變。兩次變故，是人為悲劇，也是上天的警示：如果不就此懸崖勒馬，西漢可謂亡國無日了。精神重擊迫使武帝對自己一生功業進行了深刻反思: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1]在武帝的計畫裡，本來要留給衛太子繼位以後進行的撥亂反正工作，現在卻預前提上日程。在辭世前的最後時日裡，武帝開始有意識地進行重大政策調整。
1、征和年間的大變故與武帝的政策調整
據《資治通鑒》記載：衛太子“性仁恕溫謹”、“敦重好靜”，武帝對之極為器重，“以為必能安天下”，[2]武帝對自己百年之後的人事格局與政策方向，心裡本有一本帳。然而執事大臣皆不願太子他日為帝，“競欲構太子”，使者江充借巫蠱事侵迫衛太子，欲致太子于死地，太子不能面見武帝自陳委曲，被逼無奈之下，矯旨發兵攻殺江充，與丞相大戰五日，長安城中死者數萬人，血流成河。後衛太子自殺身死。衛太子死後，儲君之位懸空，而武帝年逾古稀，丞相劉屈氂與貳師將軍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為太子。後劉屈氂因巫蠱事下獄，武帝聞知其謀立太子之事，遂收系李廣利妻子。此時遠在漠北與匈奴激戰的李廣利聞之而憂，涉險深入匈奴腹地欲多所斬獲以贖己罪。結果為單于重兵圍困，兵敗被俘，七萬將士隕身胡塵。兩事相激，令武帝一蹶不振、心灰意冷，自感此生時日無多、往日輝煌竟成過眼雲煙，江山人事皆不足眷戀，遂渴望羽化成仙，將人世苦惱、國家責任一概拋卻。征和四年春，“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禦樓船，乃還”。[3]求仙不成，人世苦惱與歷史悲劇仍須慘然面對。武帝亦醒悟，“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4]經歷了太多大喜大悲之後，已經心如死灰的武帝卻以近乎殘忍的理智與冷靜，對身後人事格局與政策方向，作了精心安排。這位不堪歷史苛責與人世苦惱折磨的老人，在辭世前夜，仍然顯示了雄才大略的王者本色。
一旦念及自己之窮兵黷武與衛太子之仁恕溫謹形成鮮明對照，垂垂老矣卻還要孤身一人收拾殘局，武帝對衛太子的追思與內疚之情就與日俱增，漸漸背上沉重心理包袱。高寢郎車千秋適時上書，以為“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5]正好撫慰了武帝心欲懺悔而又無從措辭的隱秘創痍。車千秋以“一言寤主”，在旁人看來不可思議；對武帝來說，這一“寤”卻意義巨大。這是高祖之靈在啟示他要改弦易張：“此高祖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6]立拜車千秋為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車千秋“無他才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主”，[7]躡位卿相,史書上未記載他在“富民”方面有何創見，而武帝卻特意封其為富民侯。武帝以為，高祖之靈“使公教我”回復漢初的質樸政治與休養生息政策。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在車千秋上書訟衛太子冤之前，武帝已經有意識要扭轉自己窮兵黷武的多欲政治回復漢初質樸政治；只是因衛太子亂而悲慚交加一時思緒凝滯不通而已。車千秋的上書有如一襲清風吹散了武帝心頭的陰霾，使其思緒頓然開朗。何況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稱“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武帝“見而悅之”，[8]以為這是高祖顯靈要他懸崖勒馬、挽狂瀾於既倒。（班固在《漢書•武五子傳》中雲：“……千秋才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也。”可謂觀點獨到）
以車千秋訟衛太子冤為契機，武帝開始了全面的政策調整。這一次政策調整的具體內容在《止輪台屯田詔》等史料中有較完整的記述，[9]因與本文所論元鳳元年謀反案關係不大，不再詳評。本文關心的是武帝政策調整的總體意圖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後元二年遺詔。在後元二年遺詔中，武帝對身後的人事格局作了精心安排。這種安排體現了武帝回歸漢初質樸政治的政策意圖。
2、解讀後元二年遺詔中的人事安排
後元二年遺詔的內容為：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封博陸侯；以金日磾為車騎將軍，封秺侯，以上官桀為左將軍，封安陽侯；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並與丞相車千秋共同輔佐少主。如下表：
表1 輔政大臣受遺詔前後官職對照表：
在受遺詔之前，除丞相車千秋外，四人俱為侍中、都尉，同為內朝骨幹力量。而上官桀兼任九卿之一的太僕，桑弘羊領大農事主持國家財政大計，兩人官職高於霍、金。受遺詔以後，霍、金、上官三人同領尚書事主持內朝；上官桀雖仍兼太僕一職但左將軍一銜卻低於大將軍、車騎將軍；桑弘羊升任御史大夫卻不能與三將軍同領尚書事，被排斥在內朝之外。由此霍、金官職反而高過上官、桑。筆者以為，這一人事安排是武帝精心設計的。
以下列出三將軍成為武帝親信的原因：
霍光：“小心謹慎，未嘗有過”，“任大重，可屬社稷”；[12]
金日磾：“篤敬寤主，忠信自著”，[13]為武帝所“奇異”、“心敬”；
上官桀：膂力過人；為未央廄令憂主之病而“意不在馬”，“上以為忠”。[14]
簡言之，霍光靠穩重、金日磾靠品行高潔、上官桀靠材力及忠心。就武帝回復質樸政治的要求，為人穩重與品行高潔相對來說更加契合要求。雖然上官桀有奇材絕力，桑弘羊有曠世之能，但上官桀“素輕易”，[15]桑弘羊好興功利，如果以兩人為首，在輔佐幼主上難保他日不出亂子。遺詔明確體現了德重於才的指導思想。
在武帝的人事安排中，金日磾所處位置有著特殊涵義。金日磾的卓異品行保證了他是諸位輔政大臣中最忠誠、最不可能變節的人物。金日磾可以抑制上官桀、桑弘羊對霍光可能發生的干擾；而金日磾對霍光來說，既是一種輔助，也是一種監督、牽制、鞭策。霍光未能理解武帝的深刻意圖，自以為品行不如金日磾，受遺詔之日欲將首輔位置讓與金日磾，其對金日磾的敬憚程度可見一斑。[16]
籠有高祖顯靈光環的車千秋，職位沒有變動，仍居丞相之位。向來“括囊不言”的車千秋，不至與霍光發生衝突，而他對位居其副的桑弘羊亦有一種抑制作用。“因勢激極，道迎善氣”的車千秋與厚重少文的霍光分掌內外朝，將唱相和，具有極強的政治象徵意義。
桑弘羊結髮內侍，為武帝服務了五十多年，其一手制定的財政政策當世就富國強兵，對後世亦影響深遠，他為西漢王朝立下的汗馬功勞遠非霍、金可比，然而在後元二年遺詔中卻被排斥在內朝三將軍之外，這和他的個性及政策主張不合于武帝恢復漢初質樸政治的總體要求不無關係。另一方面，桑弘羊見證並參與了武帝時期大多數重要決策的制定及實施，在武帝最後二十年中更是一直主持國家的財政政策。其豐富的學識、閱歷，在財政經濟領域的獨特才幹，為西漢國家立下的汗馬功勞，都是其他四位輔政大臣所不可比擬的的。武帝擢升桑弘羊為御史大夫，是希望桑弘羊憑其卓越才幹協助三將軍更好地執政；同時桑弘羊的功績威望也有助於增強新一代領導集體在朝野上下的威信。
考察史書記載：霍光沉靜詳審，金日磾篤慎忠孝，車千秋謹厚有德；而衛太子亦仁恕溫謹、敦重好靜。三位為首的托孤大臣之性格與衛太子均有相近之處，這不是歷史巧合。衛太子未敗之時，武帝常器重之，欲其繼位之後撥亂反正。而今衛太子不得其死，但政策調整的歷史使命卻仍需個性類似的人去繼續。另外，霍、金、車三人均不學無術，亦符合武帝恢復質樸政治的長遠意圖。
總觀遺詔中的人事安排，托孤大臣之間相互輔助又相互制衡，形成一個堅固而又靈活的有機整體，體現了武帝高妙弘遠的政治智慧。然而，武帝再聰明也預料不到作為關鍵人物的金日磾會在受遺詔之後一年有餘就病故，促使權力欲強的霍光與不甘淪為附庸的上官桀、桑弘羊逐漸矛盾激化，而一向明哲保身的車千秋置身事外，精密的人事安排徹底瓦解，終於釀成了元鳳元年的政變悲劇。儘管武帝的先見之明決定了上官桀與桑弘羊在這場權力鬥爭中必敗無疑，但謀反平息後，霍光集生殺大權於一身，功高震主，這恐怕也是武帝當初所不願看到的。
二、元鳳政變之發生原因：托孤大臣之間矛盾激化
筆者以為，導致元鳳政變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托孤大臣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托孤大臣之間的權力鬥爭並不能簡單理解為正與邪的較量，鬥爭雙方都有責任、過錯。但從歷史潮流來說，霍光是順流一方，上官桀等人則是逆流一方。要解讀元鳳政變的發生原因，關鍵在於認識理解霍光、上官桀、桑弘羊等三位輔政大臣的各自為人及相互關係。
1、霍光的個性缺陷：
在托孤大臣矛盾激化的過程中，身為執政首輔的霍光扮演著重要角色。分析霍光為人的一些特徵，有助於我們理解元鳳元年謀反案的前因後果。霍光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從古至今一直爭論不休。本文不擬全面討論霍光為人的複雜性，僅以元鳳元年謀反案為核心，探究一下霍光身上較為明顯的一些個性缺陷。徵引史書，可以歸納如下：
（1）重視名譽，畏人議論自己，注意個人言行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印象。
霍光在廢昌邑王劉賀時，對看守昌邑王及其群下的官吏說：“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17]這一句話顯示霍光極為害怕背上不忠不孝之駡名。丞相車千秋死後，其擔任洛陽武庫令的兒子，懼河南太守魏相行法嚴酷而逃歸長安。霍光曾因侯史吳案而與車千秋有過節，至是重責魏相：“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18]魏相因此下獄幾死。霍光如此重責魏相，是害怕天下人非議自己因與車千秋不和而落井下石，縱容魏相迫害其子。霍光欲以女妻劉德而遭其婉拒，會劉德以宗正雜治蓋主謀反案，侍御史暗自揣度霍光之意，“以光望不受女”，陷害劉德非議詔獄，免德為庶人。霍光“聞而恨之，複白召德守青州刺史”，不久又恢復他的宗正原職。[19]這是霍光畏人議論自己而有意擺出公正無私的態度。本文之所以舉三例詳述，是因為霍光身上這一特點在以往論議中涉及不多，而這一特點在導致輔政大臣分道揚鑣的過程中起了獨特作用。筆者以為，霍光斷然回絕其他托孤大臣的一些不算過分的要求，除了以為自己有責任維護朝綱之外，也不乏有重視名譽、畏人議論自己徇私不公之個性特徵的暗中作用。
（2）權力欲強，不容別人染指權柄。自以為受命于武帝，輔助幼主義不容辭，儼然以“救世主”自封。
在托孤大臣之中，霍光惟獨敬憚金日磾。金日磾死後，霍光自視任重道遠，舍我無人，行事咄咄逼人。桑弘羊欲為子弟求官，被霍光回絕。然而霍光自己任用親信卻從不忌憚。車千秋“終不肯有所言”，霍光“以此重之”，以其婿為九卿之一的少府，以其弟為關都尉，以其子為洛陽武庫令。楊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超遷為搜粟都尉、大司農，燕王上書譏其無功受祿，後楊敞竟位至御史大夫、丞相。[20]而無所材能的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21]元鳳元年謀反案平息後，霍光更是盡以親信子弟控制軍隊及內朝。霍光寵信家奴馮子都、王子方，於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22]自己任用親信卻不許其他托孤大臣任用親信，在失掉金日磾的匡正與鞭策之後，霍光自覺或不自覺地一步一步擠壓其他托孤大臣的權力空間，引起其他托孤大臣的極度不滿。
（3）不知經書，禦下乏術，不知深謀遠慮，不知必要時以退為進，以仁惠寬和的方式增進與其他大臣的關係。
“不學無術”一語出自班固對霍光的點評。此語既出，霍光倍受千年之譏。這的確是霍光身上最顯著的特徵。要理解霍光，如果忽略這一點，就無從下手。從正面來看，霍光沉靜詳審，作風質樸，為人簡易，從諫如流，皆拜“不學無術”所賜。從反面來看，“不學無術，黯於大體”，[23]不能深謀遠慮，只知遵循制度嚴拒大臣非份之請，卻不知申親親之恩、寵勳舊之後亦是西漢慣俗，人之常情。匈奴兩萬騎兵突襲烏桓，霍光欲半途邀擊匈奴兵，臨行戒主將范明友“兵不空出，既後匈奴，遂擊烏桓”；[24]樓蘭親近匈奴，霍光使傅介子以詐刺殺樓蘭王，斬其首懸于未央宮北闕。[25]這兩件事都威震外國，但後人卻譏霍光以西漢大國行夷狄之道而失信於蠻夷。且不論個中是非如何界定，霍光敢於這麼行事，和他的“不學無術，黯於大體”的個性特徵不無關係。
儘管霍光努力輔佐昭帝，但霍光畢竟有個性上的一些缺陷。這些缺陷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了霍光二十年的輔政歷程，並在霍光與其他托孤大臣權力鬥爭激化、導致元鳳政變發生的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上官桀、桑弘羊等人鋌而走險有其自身覺悟、品格上的原因，那麼這些覺悟、品格上的問題在霍光身上或多或少也是存在的。
2、霍光與桑弘羊
始元六年（-81年），由霍光下屬杜延年徵召來的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與丞相、御史大夫兩府官員齊集未央宮，議罷由御史大夫桑弘羊一手制定、引以自豪的鹽鐵榷酤政策。丞相車千秋“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27]基本上是在列席旁聽。激烈的辯論發生在桑弘羊及其旗下眾禦史與賢良文學之間。會後霍光廢除了榷酤政策，但繼續保留鹽鐵官營。
分析宣帝時儒生桓寬編輯會議記錄而成的《鹽鐵論》一書，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桑弘羊全面肯定武帝時窮兵黷武的多欲政治，而對武帝末年的重大政策調整視而不見；
2）桑弘羊身為御史大夫，對賢良、文學提出的某些合理建議不屑一顧，完全沒有兼聽廣聞的氣魄；
3）桑弘羊拼命為自己引以自豪的鹽鐵榷酤政策辯解，為此甚而不惜對賢良文學進行人身攻擊。
將這三點進一步濃縮，可以推斷：桑弘羊是在極力捍衛他其時已經岌岌可危的地位，因為那些政策是他最為寶貴的政治資本。有學者指出，桑弘羊的死與鹽鐵會議有關，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28]由於桑弘羊在第二年就因謀反受誅，可能在鹽鐵會議之前他與霍光之間已經有矛盾了，而鹽鐵會議又使矛盾加劇。
在考察桑弘羊這個人時，除了《鹽鐵論》中體現的“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博物通達”，[29]崇尚法家、好興功利等外；還應聯繫到他的商人本質：“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30]在商人從政史上，最顯赫的要數呂不韋和他那句名言：“奇貨可居”。那麼桑弘羊年十三為武帝侍中，辛勤宿衛兩代君王六十年（《鹽鐵論•貧富》：“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六十餘年矣。”），其骨子裡會否也有奇貨可居的念頭呢？然而在武帝辭世前的精心安排中，並沒有為他回收成本、榨取政治利潤預留多少餘地；武帝辭世以後，霍光更是變本加厲地擠壓他的權力空間。按史料推算，桑弘羊在謀反之時已經七十多歲。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應已無複政治雄心，自己不行了，卻不能不為子孫後輩榨取政治利潤。自己為國家興功利，雖官至三公，卻不能遺惠子孫後輩。桑弘羊此時汲汲所求，不過為子孫求官爵而已。本來彰顯功臣之後、超遷公卿子弟正是西漢一代慣俗，桑弘羊以功勳名臣提出這樣的要求也不過分，然而霍光回絕了桑弘羊的要求。
霍光之所以回絕桑弘羊，看起來並沒有“執正不聽”那麼簡單。車千秋“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31]而桑弘羊為人極有主見，好興功利，“數以邪枉幹輔政”，[32]霍光對之決不會有善意。如前文所陳，為了“褒賞丞相”，車千秋之子弟有不少被霍光委以重任；而桑弘羊為子弟求官卻被霍光回絕。在“秉正”的五彩光環背後，卻是霍光的個人好惡在起作用。另外，如前文所陳，霍光權力欲強且重視名譽，不願權力假手他人，車千秋是他可以輕鬆駕馭的，而桑弘羊卻未必肯聽他的話。諸此種種，決定了霍光回絕桑弘羊的要求。就其根本，霍光不願與別人分享權力，這也是他與上官桀、蓋主產生矛盾的根源。
在桑弘羊看來，霍光的回絕斷送了桑氏家族的政治前途。霍光儼然成了自己子弟發跡坦途上的攔路虎，唯有消滅霍光才能賺回自己應得的政治利潤。桑弘羊自以功勳名臣，勞苦功高，又與霍光同日受遺詔輔政，而被霍光如是擠壓排斥，實忍無可忍。但由於武帝的精心安排，桑弘羊並沒有分庭抗禮的資本，不得已之下只好屈尊加入上官家族糾結的倒霍同盟中，結果因謀泄而被滅族。
3、霍光與上官桀
相比于桑弘羊，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的分道揚鑣卻較易解釋。在武帝精心設計的人事安排中，上官桀居霍光、金日磾之後列為第三。本質上說，他是武帝為霍、金安排的一個補充，一個助手，並非一個三足鼎立的人物。但是金日磾在受遺詔之後一年有餘就病故，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對於霍光來說，金日磾是他的副手，其實也是他的掣肘。金日磾故去後，上官桀上升為霍光的副手：“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33]但由於個人品行不及金日磾及武帝為其量身定作的左將軍職位，上官桀卻沒有資本如同金日磾一樣成為霍光的掣肘。霍光敬憚金日磾，卻不敬憚上官桀。只要霍光在，上官桀永遠只能俯首聽命，位居其下。這對上官桀來說是極為不利的。為了扭轉自己在霍光面前的不利地位，上官桀及其兒子上官安交好昭帝的姐姐蓋長公主，違背霍光意願，利用蓋長公主這一管道，將上官安的女兒（同時也是霍光外孫女）送入宮中立為皇后。不久，上官安以皇后父故封為桑樂侯，官至車騎將軍，這是原先金日磾所任的官職。通過這一系列活動，上官桀自以為取得了可以與霍光平起平坐的政治資本，於是請求霍光封蓋長公主的情夫丁外人為侯，以便丁外人能出入禁中，常與蓋長公主親近。但是權力欲強的霍光無視上官桀父子的外戚姻親地位，繼續一手獨攬朝政，拒絕了上官桀的請求。上官桀岳父寵信的一個醫官犯罪下獄當死，霍光舉法不避親，不看上官桀的面子為其開脫，結果蓋長公主為上官桀入贖馬二十匹該醫官乃得減死論。霍光與上官桀自為武帝侍中時相親善，後又結為姻親，從此恩斷義絕，分道揚鑣。上官桀憑藉自己父子為內朝重臣的有利地位，曾霍光休假不上朝的機會， 使人詐為燕王書告霍光行為不軌、意圖謀反，只待昭帝點頭認可，就與桑弘羊等大臣將霍光一舉拿下。誰料昭帝當時雖年僅十四，卻一眼就瞧出了書奏中的紕漏。事後，霍光不可能不察覺此事幕後操縱者為上官桀，兩位內朝首領即使沒有公開決裂，但暗中已然水火不容。先下手為強，上官家族不得不鋌而走險，與桑弘羊、燕王、蓋長公主結成倒霍同盟，準備發動政變消滅霍光並廢掉昭帝，結果因謀泄而被滅族。
三、元鳳政變之顯著後果：霍光強化個人專權
元鳳政變之直接後果是武帝欽命的托孤大臣只剩下霍光與車千秋兩人，而車千秋對霍光根本不構成威脅。朝野上下不再存在牽制、監督霍光的力量。不管霍光本人是否願意，當下形勢使他自然而然躍上了唯我獨尊、無人抗衡的地位。亡羊補牢，于時未晚，霍光趁勢作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調整，以強化個人專權。首先是加強了人身防衛：“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34]如履薄冰，嚴陣以待。除此之外，主要有如下三點對西漢後來政治發展影響深遠。這三點都是元鳳政變之顯著後果。
1、以刑罰痛繩群下與侯史吳案
霍光自平息元鳳元年謀反事件後，自覺權威不重，行事寬仁不足以服眾，“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35]這一變化集中體現在元鳳三年（-78年）的侯史吳案中。
元鳳元年謀反失敗後，桑弘羊之子桑遷逃匿到父親故吏侯史吳家，後來桑遷被捕獲處死，侯史吳則逃走。到了元鳳三年，會天下大赦，侯史吳跑出來投案自首。公卿大臣在應該如何處置侯史吳的問題上發生分歧。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主張赦免侯史吳，遭霍光反對。霍光以兩人“弄法輕重”，而丞相“擅召中二千石”，使“外內異言”，用縱反者罪將兩人並左馮翊賈勝胡一道下獄處死，這就是耐人尋味的侯史吳案。
有學者以為侯史吳案是車千秋與霍光爭權之舉，[36]本文反對這種觀點。誠如杜延年所言：“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37]意即丞相素來于朝政不聞不問，無所匡正，性素謹厚自守而已。獨于這樁事情與霍光唱對臺戲，不過因為受此案牽連而有下獄之厄的少府徐仁是丞相女婿。故丞相所為，非秉公持正，也非欲與霍光爭權，特欲救愛婿一命而已。杜延年這段話的確道出了真情。
霍光欲窮治兩人，並非霍光有意要找兩人麻煩，實是兩人自己撞到了槍口上。霍光意欲不赦侯史吳，是為了徹底肅清政敵，並樹威於朝野。而兩人合議欲赦侯史吳之罪，雖不能排除兩人與桑遷有舊交情而同情侯史吳的可能性；但據史實推斷，兩人之所以如此，不過是不欲為獄太深，希望能寬鬆持法。桑遷既已伏法受誅，斷事決獄之臣若持法寬鬆則侯史吳得活命，若持法嚴酷則侯史吳投案自首反而送了性命。由此，兩人意欲赦侯史吳之罪，但兩人論議卻給霍光一種印象：同情桑遷，欲借此為桑弘羊諸人翻案。這正是霍光且懼且忌的痛處。霍光既誅政敵而容其餘孽，似乎霍光自知於心有愧而欲求彌補過失。進而讓人懷疑霍光當初誅殺桑弘羊等大臣的公正性。凡此種種，皆有損于霍光在朝野的權威。自從元鳳元年謀反案發生後，霍光忌諱朝中再出現與自己不同心的政治力量，這次拿大臣開刀，正好殺雞儆猴，維護一己權威。侍御史心知霍光微旨，適時發難，劾兩人縱反者，應該下獄。
危急時刻，“當軸處中”的車千秋挺身而出為女婿訟冤，更是刺中霍光的痛處。因為當時雖然朝廷大權為霍光所獨攬，但在正式官職編制上丞相身為外朝之首是先于大將軍的，這從幾年以後百官議廢昌邑王的聯名奏上的排名可以看出來。時霍光秉政而丞相唱反調，“外內異言”，威脅著霍光殺雞儆猴的戰略意圖。車千秋素來明哲保身，于朝政無所匡正，而這一次大動干戈，害怕霍光不聽從自己，故召九卿與議欲赦三大臣之罪。雖然九卿畏懼霍光權勢而不同意赦三大臣之罪，但丞相這一行為還是令權力欲強的霍光深為忌諱。
考察車千秋之意，本無心（亦無力）與霍光爭權，實是愛惜女婿而欲霍光高抬貴手。豈知霍光早已定下殺雞儆猴決心不容更改。兩人關係由是緊張，“朝廷皆恐丞相坐之”，[38]關鍵時候若無杜延年預知利害而居間調和，其勢必兩敗俱傷。
此案結果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與左馮翊賈勝胡要斬，霍光也未繼續追究丞相，車千秋於一年後鬱鬱而終。霍光濫用殺伐之威，一日戮公卿大臣三人于朝，又重重折了丞相原本已被架空的權勢。至此，以三公九卿為框架的外朝基本淪為霍光一手執掌的內朝的附庸和點綴，為隨後石顯、王鳳、王莽等人的專權提供了先例與範本，對西漢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置吏不選賢，苟用可專制者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昭帝時期居公卿之位者可列表如下：
表2 昭帝時期三公九卿列表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考察史實，從元鳳政變平息之後到昭帝駕崩之前，居三公之位者共有三人：王訢、楊敞、蔡義，三人皆以御史大夫循故事而為丞相，卒于官。楊敞、蔡義皆出自大將軍幕府，性小心畏忌。王訢以武帝出巡時“宮館馳道修治”而獲提拔，是個辦事嚴謹且會揣測上司意圖的人。三人皆不對霍光構成威脅，才能終老于任上，故時人譏諷霍光“置丞相不選賢，苟用可專制者。”
九卿之中，宗正掌宗室名籍，太常掌宗廟禮儀，大鴻臚掌歸義蠻夷，三職不關實權，本文略去不論。
在昭帝時期，一共有五位廷尉，其中夏國生平史闕不詳，另外四人之史料亦不多。按李種、王平、朱壽三人皆下獄死，李光免官。而李種罪名為“故縱死罪”，王平罪名為“縱反者”，任宣更是點明兩人皆以逆大將軍意下獄死。似可推斷，兩人皆是持法太寬，拂了霍光嚴刑繩下之意，因而被霍光借法處死。四位身世稍明的廷尉皆不得其終，可見在霍光主政期間執掌刑辟真不是件容易事。
這一時期位居其它五卿之位者，除上官桀之外共有十二人：
1）彭祖、公孫遺：彭祖原為河內太守，後卒於官，與霍光關係難以界定；公孫遺自武帝時為少府，生平不詳。
2）徐仁：車千秋女婿，後因侯史吳案下獄死；
3）杜延年、楊敞、田延年、蔡義：皆出自大將軍幕府。後楊敞、蔡義位至三公。杜延年代上官桀為太僕，實則是霍光的得力助手。
4）張安世：武帝時為尚書令，昭帝初為光祿勳，元鳳政變後為右將軍，廢昌邑王立宣帝后為車騎將軍。張安世本與霍光相善，隨著霍光個人權力的強化，張安世的官職也越任越高，兩人之間的默契可見一斑。
5）范明友、使樂成：范明友為霍光女婿；使樂成無所才能，徒以“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6）田廣明：被班固列在《酷吏傳》。武帝時以捕斬盜賊遷為大鴻臚；右將軍王莽病故後代為衛尉，後出為左馮翊，衛尉之位易與霍光女婿范明友。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以為田廣明擊益州夷斬首數萬還乃賜爵關內侯，范明友擊烏桓斬首數千卻封列侯取將軍位，其中玄機在於范明友為霍光女婿。可見田廣明這個人不屬霍光一派。故其雖為衛尉後竟出為左馮翊，而後又以“治有能名”遷為御史大夫。田廣明雖不屬霍光一派但霍光亦不以之有害，所以雖有所貶抑卻也終不廢黜。
7）王莽：昭帝初為衛尉，其子對三將軍受遺詔輔政事頗有微詞，遭霍光責讓，王莽被迫毒死兒子，而後王莽遷為右將軍。西漢以右為尊，王莽之位先于左將軍上官桀，且為衛尉領南軍，故上官父子畏忌之。筆者以為，霍光有意扶植王莽用以抑制上官父子。
總之，在元鳳政變平息之後，在較為重要的六卿中，居廷尉之位者屢遭重罪，而其它五卿多為霍光親信。仔細分析還可知，在元鳳政變之前，五卿之位中屬霍光親信的獨有楊敞；而在元鳳政變平息及侯史吳案後九卿居官者多為霍光親信。
綜合分析這一時期三公九卿列表之後，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元鳳政變發生之前托孤大臣共同輔政時期，居公卿之位者屬霍光親信的不多；而在政變平息後，公卿多為霍光親信。顯然，元鳳政變後霍光憑個人好惡降陟官吏的現象比較嚴重，“党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3、以姻親子弟控制軍隊及內朝
據《漢書•霍光傳》載，霍光去世前夕，其親戚子弟林立朝野之勢可見下表：
表3 地節二年（-68年）前霍光姻親子弟任職列表
霍光籠絡人才、擴張勢力的慣用手段是招婿，如對宗正劉德、京兆尹雋不疑兩人就是如此，結果兩人畏懼霍光權勢太盛，婉拒了霍光心意。[39]根據史料，霍光女婿除了表中范明友等四人外，還有三人：金日磾之子金賞、上官桀之子上官安、漢宣帝劉詢。
據有關學者的考證研究，[41]西漢中央軍由四部分組成：
承擔侍從親兵角色的郎衛部隊；
承擔各皇宮駐防守衛任務的南軍衛士部隊；
承擔長安城十二門防衛的城門屯兵；
承擔京畿衛戍任務的北軍。
未央衛尉和長樂衛尉掌管南軍；羽林監掌護郎衛部隊中最親近皇帝的羽林騎；中郎將則是郎衛部隊的高級將領；而領胡越兵、將屯兵之職則掌控北軍。由此可見，霍光通過在中央軍各部中遍插親信耳目，將兵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若想專政，先奪兵權，這成為後世權臣競相效仿的不二法則。
諸吏、給事中、散騎、侍中等皆為內朝加官。“侍中……得入禁中，……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掌顧問應對”，[42]出入皇宮，直接參與國家重要決策的制定執行，及問訊群臣、舉法百官，九卿畏憚。霍光自領內朝事務，又遍插親信耳目于中，內朝儼然成為自己的私人官署。
那麼霍光何時開始以姻親子弟控制軍隊及內朝？
據史料記載：“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党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43]可見在宣帝即位以前，這一進程已經開始了。但在元鳳元年以前諸大臣共執輔政期間，霍光如想大肆安插姻親子弟恐怕會遭致其他輔政大臣的責讓、阻撓。僅霍光增加大將軍府校尉人數這件小事，就被上官桀、燕王抓住不放並大做文章，差點讓霍光下臺。這件事情證明霍光此時不大可能以姻親子弟大肆控制軍隊及內朝。上官桀等謀反洩密以後，“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並宗族悉誅之。”[44]其中捕獲上官桀的是“故丞相征事任宮”，捕獲上官安的是“丞相少史王山壽”，說明霍光此時平息謀反借助的是丞相及中二千石的外朝力量。試可推斷霍光此時仍未完全掌握兵權，因為像鎮壓政敵這樣的殊死搏鬥必須依賴自己的親信去實施。如果霍光直接掌握兵權，完全應該調兵去鎮壓。謀反平息後，霍光倚其“威震天下”之勢，開始大肆在軍隊及朝野安插親信子弟。到廢昌邑王之時，“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45]張安世系霍光一手提拔，兩人關係密切，如上表，霍光女婿任勝又為羽林監，可知作為侍從親兵的羽林騎此時已完全在霍光掌控之下。
綜上所述，從元鳳政變後，霍光開始大肆以姻親子弟掌控軍隊及內朝，到宣帝即位以後終於形成了“党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的局面。
四、元鳳政變之歷史影響
筆者以為，以三公九卿制為框架的“漢家制度”有諸多缺陷、漏洞：刑法過於苛刻嚴酷；中央九卿如同皇帝家臣，公私不分，職責含糊；辦案者好以主觀意志斷法；行使外國者好矯旨生事等等。這些缺陷、漏洞不是有漢一代所能修補的。如果說這一制度因其不完善而導致個人行為迴旋餘地大，具有後世不可比擬的靈活性；那麼也因其不完善而一旦被人鑽空子又會導致無法補救的嚴重後果。
霍光本來是一心努力輔助幼主的，但是托孤大臣之間的權力鬥爭及元鳳政變的發生在他腦中造成了強烈印象，促使他在平息政變後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強了個人防範措施，以杜絕類似事件的重演。為了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他開始在自己良知與朝野輿論所能寬宥的範圍裡不斷地試探、發掘“漢家制度”的隱秘漏洞，一步步切香腸，一次次打擦邊球，最後在個人與制度之間找到了某種平衡點。這一平衡點是：當個人意願與制度發生衝突時，不是直接摧折制度而是迂回地尋找制度的漏洞；在制度的健康層面，自己儼然是制度的忠實捍衛者；但在制度的漏洞層面，卻可以大逞威風而不留把柄。
在元鳳政變之前尤其是金日磾未去世之時，諸大臣相互勸勉又相互制衡，本呈現一種非常健康的執政局面。但這一局面卻以金日磾去世而導致力量對比失衡而頃刻瓦解，這其中反映了漢家制度本身有其脆弱性。元鳳政變的發生正是暴露了這一制度上的脆弱性。政變平息後，霍光不斷強化個人權力，正是對這一制度上的脆弱性或者說漏洞不斷試探的過程。霍光借法誅殺、貶退數名廷尉，以姻親紐帶籠絡朝廷大臣，既沒有公然違抗制度又最大限度地樹立了個人威信。他權傾朝野，專殺伐之威，從形式上捍衛制度，但從本質上卻削弱了制度。
但我們又要看到，霍光輔政二十年，既是霍光個人權力不斷強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西漢國力從武帝末年虛耗之餘不斷恢復的過程，同時也是匈奴不斷走向衰落的過程。這三條線索之間不能不說有某種內在聯繫。霍光忠實地執行了武帝末年制定的政策調整，對內對外都採取了正確應對策略。假設元鳳政變中上官桀等人獲勝，依計畫廢掉昭帝又殺掉燕王劉旦，立上官桀為帝，其結果必定是天下大亂、群雄並起。
綜上所述，元鳳政變的發生及其後霍光對個人權力的強化，對西漢政治發展產生了正負兩面的深遠影響：
從正面說，元鳳政變中霍光的獲勝及其後個人權力的強化，有力保證了西漢政府繼續執行武帝末年的政策調整，對內“輕徭薄賦，與民休息”，[46]外積極防禦，羈縻匈奴，為後來的孝宣中興打下了良好基礎。
從負面說，元鳳政變的發生及其後霍光個人權力的強化，暴露了以三公九卿制為框架的“漢家制度”具有歷史脆弱性。霍光不斷試探這一脆弱性並強化個人權力，最後把以三公九卿為主的外朝完全變成內朝的點綴和附庸，為權臣專政開了先例，為不久以後王鳳、王莽等人的專權提供了絕好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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